吴志云：季子“躬耕吴下里”动因初探​

季子“躬耕吴下里”动因初探

吴志云  

无论是正统的典籍记载，还是坊间的口口相传；无论是考古鉴别，还是专家辩证；千百年来，季子“躬耕吴下里”这个历史话题或曰事实认定，基本倾向已趋一致。在没有更具证明力和说服力的文字、实物出现之前，季子“躬耕吴下里”的客观存在性和唯一性，应该是不能撼动的。

笔者孤陋寡闻，所言未免武断。但既然已在评判历史“悬案”的是与否，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总得有个说法或定论。即：既不能“怀疑”，又不能“存疑”；唯有凭现有证据“解疑”，才能还历史真相“释疑”。这是历史唯物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退一万步讲：一孔之见，毕竟是“见”；一叶障目，则完全盲“目”。于是乎，笔者试图循着季子“躬耕吴下里”之说，走进千年古贤的历史隧道，探究古贤千年的心路历程。

一、 季子 的“躬耕”行为，与其“让王”初衷一脉相承

纵观季子“仁让君位、义救弱陈、礼巡诸国、信诺挂剑”波澜壮阔、盛名盖世的一生，我们可以窥见其早年明智选项“躬耕”之举，绝非一时性起、心血来潮、意气用事；而是不忘初心、不乱礼数、不坏风气，是和谐于家事、审慎于政事、襄助于国事、臻达于大事。

季子“让王”，史称“礼让”或“谦让”，这是比较实在的评语。春秋乱世，你方唱罢我登场，今为霸主明成囚，父子相疑又相残，祸起萧墙血成河。当一个年仅16岁的小青年被父王唤去，面对众兄长，要他“接班”，季子实在是既不敢也不愿，尽管在父王心目中自己是不二人选。就是从那一刻起，季子的“仕途”生涯，经历了几位哥哥“兄终弟及、以此相传”的权力交替；季子也坚定地“礼谦真让”了王位继承。季子这一“让”，让了34年！在季子50岁左右的时候，吴王寿梦的“传位梦”最终尘埃落定于孙辈。季子终于全身“离开”吴国政治中心的漩涡，而得以“逃”至延陵，过上真正的“躬耕”生活，走完他“善终”的生命历程。

在持续“让王”数十年的漫长岁月里，季子亲眼目睹了春秋世事和吴国风云。他始终守住“不当王”的政治底线，不忘初心，矢志不移：诸樊13年，他不受长兄吴王传位之请，“舍王室生活，去舜过山”；此时，季子大约29岁。馀祭4年，他被二哥吴王“封延陵，是谓延陵季子也”；此时，季子大约33岁。这个年龄段，风华正茂乃当时，大鹏展翅任叱咤。30多岁的季子奉吴王馀祭之命，出使5国，开展多边外交，谱写了他人生最辉煌的华章而名垂青史。

季子由“去舜过山”，到“封延陵”，如史书记载无误，则为吴国最高权力又一次更替和新时代开启之际。季子是在“一让”后，舍弃并舍得，选择了“离开王室”，来到百里之外的舜过山“躬耕”，这是可信的。笔者认为，这个“躬耕”，并非亲自下地劳作。因为尚不到30岁的季子，作为政治家和肱股之臣，不可能丢下政治跑到乡下去种田，而且与他几年后出使诸国难以连通。我认为，此时的季子“舍王室生活”，是一种“决不在意王位”的政治表达和姿态： “就让我去自己看中和选择的地方吧，吴王有何吩咐，召之即来；无事，我就在山下乡间。”我还认为，此时的吴王就会这样处置：“那么好吧，王弟，我让工役为你建好别墅，你就去舜过山下生活，那儿清静些，或许更能让你思考一些国家大事。”于是，季子带着侍从，先坐船沿大运河西行，再乘马车北趋，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到舜过山下。当季子走进充满乡土气息的别墅，他的心情是异常愉悦和欣慰的：啊，这儿，才是自己不想为王的“王室”，才是接地气的“福地”！

季子“封延陵”的记载，大致在馀祭4年左右。所谓“封地”，是古时君主分封给诸侯或王室成员、大臣的土地。男人有封地，可以在那儿当土皇帝，不但可以收税，还能够制订法律、任免官员，搞“国中国”。季子在改元初期“受封”，应该也是具有这些政治和经济待遇的。然而，季子并没有想那么多，而是忠心耿耿替他吴王二哥跑多边外交去了。

二、 季子“躬耕地”的选择，与“王城”地缘政治一体相连  

季子是一个政治家。他遵礼循道，志存高远，坚定执着，不当吴

王，是大智慧的完美表现。他在而立之年做出“躬耕”的决定，从形式上看是远离了“政治”中心；但他选择的地点，却是离王城不远的舜过山。两地水陆交通相对便利，地缘政治相向辐射，区域经济相互渗透，文化习俗相融共存。这些特殊“元素”综合在一起，为“身离王城、心系社稷”的政治家季子，提供了“运筹于帷幄之中”的必要条件。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吴王一牒谕旨传过来，季子快马快船赶过去，来来去去就天把两天功夫。馀祭4年，季子受命出使离王城，正是春寒料峭二月时；当船出盘门水关，浪拍船舷喧哗，站在船梢的季子，望着王城城堞在视线中化为一抹阴影，他的心中便有了一种解脱的轻松感。而王僚13年，当专诸的匕首“刺”翻了一个朝代，闻讯而至的王叔季子，作出了“哭僚墓而去的”政治选项，知趣而得体地走向地缘政治的最边缘，“无牵无挂”地过上了心心不念的“躬耕”生活。

季子选择舜过山“躬耕”，然后在封地“逊耕”，又不间断地参与政事，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代表王室出使，游离于权力中心和政治漩涡之外，既堂堂正正表达了自己的政治姿态，又忠心耿耿卫护了正统王权，从而完美了作为政治家的崇高形象。

三、 季子“躬耕地”的营筑，与“古吴”先祖文化一缘相合

用现代的眼光，审视2000多年前吴国王城和季子“躬耕地”舜

过山，其地理环境和风貌标志，是有天壤之别的；有些文字记载的表述，也非现场进行时，而是后人的笔法。如“申浦”之地名，乃战国四公子春申君黄歇封地来由，时距春秋季子择地躬耕逾260多年；记述史家的年代则更远。

往事千年，沧桑巨变。虽然我们今天已经无法找到往昔的原貌踪迹，但我们依然能够把脉生生不息的远古文明和古吴文化密码——

季子“让王”，有效法先祖泰伯仲雍“奔荆蛮”、异曲同工的壮哉激越和至德风范。不同的是，前者选择了不远千里、义无反顾的“远走他乡”；后者遴选了近在咫尺、遥相呼应的“舜过山下”。

季子“躬耕地”舜过山，亦称舜耕山，相传因舜帝曾路过并亲耕于此而得名。能够在这个具有重大历史痕迹和传统文化印记的“福地”，沐浴舜帝的光环，自然会引起和获得季子想去“躬耕”的首选。

季子“躬耕地”的周边，还具有其他区域所没有或不多见的远古文明遗迹：舜过山西北方数十里的璜土镇，1999年11月考古发现距今5000年前的“高城墩遗址”，出土235件玉器、石器、陶器和祭台陈迹，揭示了吴地先民在长江南岸这块地方劳动、生活、繁衍的画面。那么，2500年前的高城墩和近邻的舜过山下，又会是哪一种场景呢？季子到舜过山下踏勘“躬耕”地点时，这儿或许还没有被历史的烟尘所淹没！无独有偶。舜过山东向数十里的云亭镇，1998年考古挖掘“高家墩佘城遗址”。考古学泰斗俞伟超先生评价：“30万平方米的古城，保存相当完整，在整个太湖流域目前堪称独一无二，是否意味着一个古代方国的中心？和以后的周吴文化有无直接的渊源关系？”那么，2500年前，佘城这儿又是什么样呢，它在季子的阅历和解读中，会不会对“躬耕地”的选点提供文化上的参照坐标？我相信，在文明程度和生产力相对“原始”的年代，舜过山、高城墩、佘城，这些不可多得的立体形态存在、或带有鲜明文化符号的“东西”，是一定会给季子带来思想和行动影响的。因为，远古、古吴、吴地文明的开化和延续，文化这个“幽灵”无时不在潜移默化地引领、导向着人的思想和行为。

季子也不例外。他的“躬耕吴下里”成为历史的真实和唯一，也就顺理成章的。                    

2018年8月10日于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