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杰出的政治家——泰伯

先秦杰出的政治家——泰伯

陈振康

论语《泰伯》第一章中孔子说：“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赞扬太伯的德行可以说是道德的巅峰，三次把天下谦让，人民不能用言辞来称赞了。由此，泰伯的德行在历史上被尊为“至德”。

孔子赞扬泰伯的美德，在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中有明确的记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

孔子为何对泰伯如此赞扬呢？

一、继承制

1、在华夏悠悠历史的中，部落首领、王位的继承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产生着极大的影响。

商朝建立之初，从第一代商王商汤到第四代商王太庚，王位传承遵循着 “父死子继” 原则。第二阶段从第四代商王太庚一直到第二十二代商王祖甲，王位传承状况是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两种方式的交织中。史料与考古发现均清晰地表明，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商王的继承过程充满了血腥与阴谋。在商朝第二十二代君主祖甲开始，一直到商朝灭亡，历经六代君主，王位传承定格为父死子继的传承方式。从商朝后期起，王位继承发展的趋势又向嫡长子继承制转变。

商朝末期，在华夏大地的西部新兴的周部落，已经基本采用了父死子继、嫡长子继承制的传位方式。（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定行嫡长子继承制。）因此，是立作为长子的泰伯、还是立季历（以及昌）为继承人，成为周人翦商的奠基者周太王的一道难题。

2、以上难题是如何解决的呢？司马迁著作《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记载：“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对此，孔子说：“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至德”，孔子将太伯的德行拔到了道德的巅峰。

泰伯的“让”，避免了父子的矛盾，解决了兄弟的纷争，周部落消除了动乱的隐患，出现的是家族的和睦，周部落和谐和日益的强大。

历史研究表明，泰伯的“三让”不仅是德的践行，而且是历史上十分英明、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决策。

二、三让的政治背景

1、有关专家学者认真地作了探索，特别考察了这“圣子”的出身，弄清了昌为“圣子”、有“圣瑞”之说的来由。这就是季历妻、文王母大任来自殷商。“昌”有“圣”号，是因为他的出身，因他是“大邑”商族的外孙。季历因妻而显赫，文王昌因母而显贵。

  《诗经·大雅·大明》中讲到了这段不寻常的联姻，周人在诗歌中盛赞了先妣挚仲氏大任与先祖季历的婚事：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诗中明白的讲了王季之妻、文王之母大任是从挚仲氏娶来，据专家考证，挚仲氏是商邑大族，是显赫的贵族。《诗·大雅·大明》怀着满腔的激情盛赞这桩婚事。《史记·吴太伯世家》称“季历贤”，《周本纪》谓其妻太任为“贤妇人”，子姬昌(文王)为“圣子”，具有“圣瑞”，其实质问题都是因季历之妻家、文王之母是商王畿内氏族显贵。这一联姻抬高了季历在周族中的地位，使古公在选嗣位人时不能不考虑这些重要因素。这就是太王欲将君位传季历以至其子姬昌的原因和背景。太伯、仲雍是看到这一大局后，终决策让国奔吴（荆蛮）惊世之举。

2、以后的历史事实证明，君位传季历以至其子姬昌，的确迅速地抬高了周族在各方诸侯中的政治地位。

先周时期，古公未迁岐周之前，周人还未进入城邑国家文明时期。《诗·大雅·绵》中说那时“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就是周太公，太伯的父亲。陶，意即掏，复即地室。“未有家室”，意是没有宫殿。太公亶父那时还只是挖窑洞掏地室居住，连宫殿也没有。后来，古公率族人迁岐定居，才在周原营建了周人最早的城邑宫室和宗庙。《史记·周本纪》说，“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可见，在古公迁岐周之前此之前，周人微弱，竟无力对付戎狄的侵扰掠夺。在迁居岐周后，始“贬戎狄之俗”，始“营筑城郭室屋”。有了城郭宗庙，有了职官等统治管理化国家机构，周人这才跨入了城邑国家文明的阶段。整体来说，古公时代，周还只是处在城邑国家文明的初级阶段。

  但到了季历时代，周人有了飞速的发展变化。古本《竹书纪年》曰：“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太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又，“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季历连连的对周边戎狄用兵，表明周人军事、经济力量当时已相当强大了。这与古公时周人迁岐的情形已“今非昔比”了。

季历时代周族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原因于周人的自强，但有其很重要的外因条件，那就是商对周的封赏。古本《竹书纪年》谓殷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彀，马八疋”。又，太［文］丁四年，“周王季命为殷牧师（牧师是商朝的诸侯之长）。”《史记·殷本纪》记述，到季历儿子周文王时，文王已被“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成为了有征伐权的西部诸侯的首领。

季历被命为“殷牧师”，对周围戎狄连连用兵，征服了西戎；文王被命为“西伯”，“伐犬戎”，“伐密须”，“败耆国”，“伐邗”，“伐崇侯虎”，致周有天下三分之二。周从古公时文明程度不高的小邦，一跃为西方大国，进而与殷人分庭抗礼，觊觎其天下。古公的预言：“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 得到了应验。

《诗经·鲁颂·閟宫》中有“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说明周在古公亶父时期就有取代商朝的计划。太伯让国奔吴，不仅免去了可能发生的周的继承人之争，更是识大局、顺天意、应民心的历史壮举。

公元前1046年，季历之孙周武王姬发带领周与各诸侯联军起兵讨伐商王帝辛（纣王），最终灭商，建立了周王朝。

三、稳定东南部，平息东夷叛乱

《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记载：“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蛮。”

据文献和近年来的考古成果表明，荆蛮之地在中国的东南部，太伯、仲雍所建的勾吴国，就在江苏省无锡市梅村一带。那泰伯又怎么奔到这中国的东南部呢？

中国古代的中原王朝和其东方的东夷长期一直争斗。

1、东夷，东方之人。即我囯古代中原对东部各部落的统称。商朝之前的、中国第一个奴隶制朝代夏朝（约公元前2070年—约公元前1600年）与东夷的斗争，不断激化。夏亡后的商朝与东夷的斗争更是激烈。有记录说明商对东夷的征伐时间延续长，规模大。《左传‧昭公四年》有记载：“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商纣王在黎地（黎，东夷国名）狩猎，东夷反叛了他。根据古时候的甲骨文，商朝军队为了战胜东夷的国家，曾经训练过大象来参与战斗“商人服象，为虐东夷”。

周太王要翦商，东夷，这个中原的宿敌决不可忽视；灭商后，周王朝对东部的控制和安定一定要解决。而泰伯奔（是奔，而不是逃）荆蛮，到东南部，建国（而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不仅仅的是地理因素，更重要的是配合周太王建周王朝的政治布局。

2、果不其然。周武王推翻了商朝建立了周王朝，后由成王继位，之后是周康王。公元前1042年淮夷东夷、徐戎、奄(今山东省曲阜县东)、蒲姑等东方部族，趁周王朝尚未稳定之时，乘机叛乱，一时如燎原之火，使周的王业陷于动摇不安之局。后周公（周武王的弟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亲率大军东征，于公元前1039年平息了叛乱。

周成王七年（公元前1036年）东夷诸国再次反叛。周成王亲率大军征伐，平定叛乱，周王朝的统治得到巩固。

对泰伯奔荆蛮，长途跋涉到中国东南此举，周是十分重视的，不仅是“德”，更在于其政治意义。《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载：“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周武王这个泰伯三弟季历的孙子，在他推翻了殷后，即想到在东南的泰伯，并寻找泰伯的后代。还真给他找到，找到了泰伯的第三代周章。武王知道了勾吴国的情况，立即承认：“封之”，这加深东南部对周的稳定。武王还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山西运城平陆县),是为虞仲，列为诸侯，为（北）虞国。

此举十分英明，在周康王、周成王时东夷对周的反叛，周的东南部一直是安定的。在周成王七年东夷诸国再次反叛时，周成王亲率大军征伐，而北虞国出兵，随成王东征建功（注一）。

四、以政治谋略建国

《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中记载说：“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

穆天子传卷二：“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古公亶父兴于西方（岐山之下），封其长子吴太伯（和仲雍）于东吴（即北虞）。]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在《西周史》中对此作出详尽的论述。其第六章中说：“所谓封于东吴，吴即是虞，金文常称‘虞’作‘吴’。虞的封国在今山西平陆北。”（注二）第三章中说：“周的开拓领土是从季历开始的。季历开拓的取得成功，由于下列三个原因：第一，由于与太伯所建立的虞国友好合作，以虞国作为向山西地区开拓的重要据点。”这里指明了，泰伯、仲雍是军事家，泰伯和季历相配合，在虞成功地向山西开拓。

而泰伯到荆蛮，建立勾吴国，其政治谋略是以他的“德行”和“文化”酿出的蜜，而非“武化”催生的果。因此“荆蛮义之”、“归之千馀家”。

在《常熟县志》中记载，常熟县有两个乡，一个叫“感化乡”，一个叫“端委乡”。“感化乡，在县治西南，泰伯与弟仲雍让国而来。民从之者千余家，悉感其化，故名。”“端委乡，在县治东北，泰伯以端施治，故名。”这些记载弥足珍贵，一是它告诉我们，泰伯奔到无锡梅村一带，何以会有“千馀家”归化他。常熟县志的记载表明，这个“千馀家”分布广、范围大，在邻近无锡的常熟就至少有两个村落，其村民归化了泰伯公、仲雍公。二是常熟县志的记载表明，这两个村落的村民是“悉感其化”，他们不是被泰伯的武力所征服，而是被泰伯的德行所“感化”，因此村名“感化乡”。

这些村落何以会被感化呢？一是《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所记载，泰伯、仲雍这伙中原人，到荆蛮之地，不以文明先进而自居，以谦让的精神，尊从了当地荆蛮人的习俗，剪短了头发，在身上刺了图纹，团结了当地荆蛮人民。二是太伯在勾吴，带领了老百姓开拓创新，发展生产。《吴越春秋》记载说，太伯众人到梅村一带后，领导当地百姓发展生产，几年之间，人们就变得很富裕了。这时正逢商朝的末年，世道衰微，商王朝统治下的中原地区的诸侯王频频发动战争，因为怕战祸的连累，太伯就筑起了周长为三里二百步的内城与周长为三百余里的外城，这城筑在西北角，名叫旧吴城，又称太伯城。民众都在这城中种地。三是太伯定都梅里后，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太伯带领人民开太伯渎以对付旱涝。东汉麋豹所撰的《泰伯墓碑记》中、宋代地理志《太平寰宇记》中都有明确记载。《吴越春秋》记载说，由太伯的带领，几年之间，人们就变得很富裕了

太伯对老百姓又进行了德化教育，《左传•哀公七年》记载说：“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在勾吴国，泰伯推行周礼，而仲雍则继承之。这个德化教育，深入人心，在常熟，归化于泰伯的一个村就名为“端委乡”。

太伯建立的勾吴国，历经了约六百年历史，在春秋后期，曾十分强大，列为春秋五霸之一。

孔子赞叹说“太伯独见，王季独知，伯见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谓见始知终而能承志矣。”（《韩诗外传》卷十第五章）

泰伯不愧是先秦杰出的政治家。

（注一） 西周中期重要的青铜器“班簋”

（注二）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西周史》第三章

（作者：无锡，陈振康副教授，吴文化专家，全国优秀科普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