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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雍在“三让”中的作用及贡献

时间:2024-03-03 20:52:31   作者:章明明   来源:常熟市仲雍文化研究会   阅读:326   评论:0
内容摘要:仲雍在“三让”中的作用及贡献 《论语·泰伯》篇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也。”在《论语》一书中,孔子对社会政治,对人物及人物行为品德的评价很多,但只有三处用了“至德”,一处是是评价属于道德范畴的中庸,一次是评价三代中的周代,还有一次就是评价泰伯的德行......

仲雍在“三让”中的作用及贡献


仲雍在“三让”中的作用及贡献 图1

《论语·泰伯》篇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也。”在《论语》一书中,孔子对社会政治,对人物及人物行为品德的评价很多,但只有三处用了“至德”,一处是评价属于道德范畴的中庸,一次是评价三代中的周代,还有一次就是评价泰伯的德行。在孔子的评价体系中,“至德”是对社会政治与人物行为品德的一种最高评价。孔子之所以将“至德”这一最高评价给了泰伯,是因为泰伯 “三以天下让”,即三次让国。从这点上说,孔子的这一评价应该还包含仲雍,因为作为泰伯弟弟的仲雍,在三次让国中起过不可磨灭的作用。本文就围绕仲雍在“三让”中的重要作用与“三让”对社会历史的深远影响等谈谈笔者粗浅的体会。

 

一、何谓“三让”

 

仲雍与哥哥泰伯的三次让国,是华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其不仅促进了周王朝的建立,也为建立社会新制度、开创华夏文明新纪元奠定了基础。仲雍与其哥哥泰伯的让国精神,遂成了儒家先师孔子提倡的至德文化,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但仲雍与哥哥的三次让国是哪三次呢?

两千多年来,由于《论语·泰伯》篇记载,有许多人探讨研究过“三让”。 由于史籍的记载不详,对“三让”的“三”历来有众多说法。

一是汉北海高密人郑玄注《论语》时的说法:“太王疾,泰伯因适吴越采药。太王殁而不返,季历为丧主,一让也;季历赴之,不来奔丧,二让也;免丧之后,遂断发文身,三让也。”(《诸子集成·论语正义》,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版,154页。

二是晋代孙盛对“三让”的解释:“弃太子位为一让,不赴丧为二让,不养仲雍子为己后为三让。”(《诸子集成·论语正义》,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版,155页。

三是《论语》皇疏引范宁说:“太伯病而托采药出,生不事之以礼,一让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历主丧,死不葬之以礼,二让也;断发文身,示不可用,使季历主祭,祀不祭之以礼,三让也。”(《诸子集成·论语正义》,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版,155页。

此说类似郑玄说,仅把泰伯“托采药出”作为一让,把郑玄一、二让合并为二让,其余基本相同。

四是江熙说:“以大王病,托采药于吴越,不反,大王薨而季历立,一让也;季历薨而文王立,二让也;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让也。”(【汉】司马迁:《史记》,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版,982页。

江熙此说,显然与孔子所说“三让”不合。孔子说的是泰伯“三让”天下,前两让因泰伯还在世,尚说得过去。第三让谁让?文王在位50年,享年97岁(一说61岁),到辛(即纣王)四十七年(公元前1071年)方去世,那时候,泰伯早已不在人世了。

比较具有代表性是东汉王充的说法。

王充在《论衡·四讳篇》中说:“昔太伯见王季有圣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吴采药,断发文身,以随吴俗。太王甍,太伯还,王季辟主。太伯再让,王季不听。三让,曰:‘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断发文身。吾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权而受之。”

王充文中的“王季辟主”,指的就是季历避让主持丧仪。王文记述的三让是:一,入吴采药,让季历随父处理国事;二,让季历主持丧仪,把他推上继承君主的位置;三,以自己是“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的理由,说服季历,让季历当上国君。

其他说法还有很多。事实上,“三”仅是一个概数,一再而已,是用不着过于纠结的。

 

二、仲雍在“三让”中的重要作用

泰伯“三以天下让”,作为弟弟仲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先是,三让天下,不是泰伯一人之事。仲雍作为泰伯弟弟,按殷商那时父传子、兄传弟的传承传统,如果泰伯辞去王位,应先由仲雍继承;仲雍再辞让时,方能传给季历。南宋叶梦得《春秋考》卷四就说过:“故周之有国,泰伯不自有而推之仲雍,仲雍不自有而推之季历。”(转引自《江南文化初探》中共常熟市委,常熟市人民政府、江苏省吴越文化研究会编:《江南文化新探》,无锡,《江南风》杂志社出版,2009年版,25页。)

所以,仲雍与泰伯一样,知道父亲欲传位季历,再传位给昌(即后来的周文王)之后,就从顺从父亲意志以及周王朝的团结兴盛着眼,从大局着眼,与哥哥一起“入吴采药”,把王位让给了季历,“让季历随父处理国事”。

二是亶父病重时,曾要季历到吴国去找泰伯、仲雍,要他们回周原主持葬礼。西汉韩婴著的《韩诗外传》卷十有这方面的记载:“大王将死,谓曰:“我死,汝往让两兄,彼即不来,汝有义而安。”(曹大中《白话韩诗外传》,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版,371页。

古公亶父虽然想把王位传给少子季历而再传给昌,从而使周兴旺起来,但毕竟有违周人早已确立的长子继承之制,无论从礼从义,都难于向周族民众交代。所以他在病重之际,还是要季历去吴地告知他的两个哥哥,让他们来主持葬礼,继承王位。

可在父亲古公亶父过世后,泰伯、仲雍与季历就在由谁主持丧葬礼仪上推让起来。按传统习俗,应由长子泰伯主持礼仪,抱灵守孝。可主持这一仪式,是与王位的继承权相联系的,所以,泰伯又携手仲雍,一起推辞,这是二让。

丧葬仪式结束后,有一些大臣见到由季历主持丧葬仪式,就提出由季历担任国君。但季历还是想按父亲遗命,把王位让给泰伯。

泰伯一时没法,就与仲雍商量:现在众大臣要立季历为君,可季历却要让我去继承王位,这叫我怎么办呢? 

这时仲雍说:我们到吴地后断发文身,这就使我们的身体发肤受到毁损。而按照周氏习族规定,身体发肤受损的人是不能当首领的。另外还有父王说过,季历的儿子昌是能够使周国强大起来的人。按周族的规定和父亲的教导,王位应该由季历继承。

《韩诗外传》对此是这样记载的:“太伯知大王贤昌而欲季为后也,太伯去之吴……伯仲从季而归。群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让。伯谓仲曰:“今群臣欲我立季,季又让,何以处之?”仲曰:“刑有所谓矣,要于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曹大中:《白话韩诗外传》,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版,371页。

韩婴的这一记载,是古代文献中将太伯、仲雍加以分述的为数不多的记载之一。

王充《论衡·四讳篇》也记述这事。但王充为突出泰伯在“三让” 中的地位,就没有提及泰伯还谋之于仲雍的这一环节。

泰伯以仲雍提出的的理由来说服季历。季历知道哥哥的推让出于真心,于是就不再推让而继承父位,当上了周国的国君。

所以,仲雍与泰伯一样,从周王朝的兴盛着眼,从整个天下着眼,与哥哥一起把王位让给了季历,从而使姬昌顺利地登上国君宝座。

所以,仲雍在“三让”中的作用不仅是巨大的,而且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尤其在最后一次辞让中,泰伯去问仲雍,反映了他内心一度的矛盾和犹豫。仲雍在回答中,把国家规章制度中有关“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和重要的在于扶持国家从微弱走向强盛这两点,作为说服太伯和季历的理由,既表现了他在处理问题时的睿智卓识,又展示了他能从大局着眼的政治远见,更反映了他辞让“天下”的决心。所以,孔子以“至德”赞美泰伯时,也包含了赞美仲雍。

 

三、“三让”对社会历史的深远影响

 

笔者认为,孔子之所以要把“三让”称为至德,其主要历史贡献首先是结束了商纣王的统治,建立了以德治国的周天下。

由于仲雍与其哥哥泰伯的辞让,使季历顺利地继承了王位。季历继位后,就充分利用周原这块自然条件良好的土地,带领民众种植庄稼,发展经济,推进军事建设,并重视处理与商的关系,取得了商王授予的征伐大权。于是就在攻打周边小国的同时,勤劳王事,率兵征讨反对商王的部落,扩张国土。姬昌继位之后,更是礼贤下士,积善累德,使周族势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其时商纣王在平定东夷之后,就滋生出了骄傲蛮横情绪,以为世上各国“皆出己之下”,所以在生活上嗜酒淫乱,肆意设酒池、肉林,大造宫室;杀比干、囚箕子,迫害贤臣,造成统治集团内部严重分裂,人民生活困顿,社会矛盾激化。所以,文王死后,其子武王以曾到常熟尚湖垂钓的太公望为师,举兵代纣。在进军牧野时,“纣师”就纷纷倒戈,商军迅即崩溃,纣王登鹿台自焚。从而使中华大地成了周人的一统天下。

袁凯在《赋得泰伯庙送倪元镇》诗中说:“剪商肇基迹,传季思逮圣。兄弟逃荆蛮,谋德一何盛……”(《泰伯诗咏赏析》,古吴轩出版社2015年版,26页)剪商的大业是从泰伯、仲雍的让位开始的,有了泰伯、仲雍让位,才让王位传到了文王姬昌、武王姬发手里。从而开创了周朝800百年天下,把华夏的奴隶制社会逐步推向了封建制社会,开创了新的中华文明。

其次,仲雍与哥哥泰伯让国来到东海之滨的吴地后,入乡随俗,断发文身,与吴地人打成一片。在这基础上,又推行周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而获得民心,建立起句吴古国。《史记·吴太伯世家》有这样的记载:“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 司马迁:《史记》,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版,982页)。因泰伯无子,泰伯去世后由仲雍继位,继续带领句吴民众学习周地的先进文化及农耕技术,抵抗外族入侵,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周朝建立后,周武王派人到东海之滨,寻找泰伯、仲雍后代。《史记》记载:“周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  司马迁:《史记》,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版,982页)。自此吴国正式纳入中华版图,周章也正式成为了一方诸侯。周章是仲雍的曾孙,后又经周章之后的数代人努力,吴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壮大。到寿梦时,吴人开始进入中原政治中心活动,曾西攻楚,南击越,北伐强齐,与诸侯黄池会盟,与晋国争霸中原,成为春秋时期强国,为吴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三,仲雍与其哥哥泰伯的“三让”,不仅成了儒家先师孔子提倡的至德文化,不仅深溶于中华儿女的血液,更形成了谦和礼让,务实求真,开拓创新,开放宽容,和谐协作的吴地文化,为江南地区经济社会的后发优势奠定了基础。

仲雍来到虞地后,实施了他父亲古公亶父在周地实施的代耕制。使大众有自己的土地,种植的收获大部分归自己,而且有人身自由。同时,身为头领还入乡随俗,向虞人学习摸螺捉鱼,教虞人种植庄稼,与民众打成一片。

由于仲雍能够入乡随俗,就很快取得当地人的信任,许多当地人前来归顺他,建立了后人称谓的“中容之国” 《诸子集成·吕氏春秋》上海书店,1988年版,142页,另据当代学者陈直研究,周金文“伯仲”皆作“白中”,则“中容”即“仲雍”),担起了方国的首领。但在建立句吴国后,他又发扬礼让之风,让哥哥担任首领。仲雍的多次礼让,深深地感动了吴地人民,遂使吴地形成了谦和礼让之风。

同时仲雍到虞地后,没有像哥哥泰伯那样囿于成见,去强行推行周人的服饰礼仪。而是入乡随俗,尊重虞人的传统习俗,与虞人一样头绞短发,身刺花纹,一起捕鱼摸蟹,参加劳动,在以务实求真精神去接近虞人,融入虞人社会后,再推行周地文化和生产制度,促进虞地经济发展,提高虞人生活,从而较快地取得了虞人的信任与拥戴。

仲雍的“断发文身”,对中原文化与吴文化的融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春秋左传·哀公七年》孔颖达《疏》中说:“(泰伯、仲雍)二人同时适吴……及仲雍民归稍多,既为彼君, 宜从彼俗……仲雍为彼人主,不能用周人之礼,致中国之化,故文身断发,仿效吴俗,言其权时制宜,以避灾害,非以为礼也。”(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2163页)

孔疏说了三点。一是由于仲雍注意入乡随俗,受到了吴地人的爱戴,所以归顺的人较多;二是言“既为彼君,宜从彼俗”肯定了仲雍仿效吴俗的做法;三是言仲雍这样做,仅是一种权宜之计,为适应生产生活需要而这样做的。在取得民众信任之后,仲雍就推行周人礼制,变易人们习俗,把中原的先进文化传布到吴地。《左传》记叙的这个细节,反映了仲雍的聪明睿智和政治智慧。

南宋时期,孔子的南方弟子虞地人言偃被封为丹阳公。朱熹在为言子祠所作的《丹阳公祠碑》中说:“爰自泰伯采药荆蛮,始得其民,端委以临之,然亦仅没其身。而仲雍之后,相传累世,乃能有以自通上国,其俗盖亦鄙朴而不文矣。

朱熹认为,仲雍顺应潮流,在接受当地习俗同时,注入中原文化,虽然看起来质朴而没有文采,却世代相传,使本来偏居一隅的吴国走出了国门,和中原各国相通。朱熹立足吴国在仲雍之后逐渐发展壮大的史实,在肯定质朴的地方习俗的同时,赞扬了仲雍以开放宽容态度,在顺应地方文化的同时融入中原文化。并指出,是中原文化与吴地原有文化的有机融合,使吴国得到发展壮大,方有可能“自通上国”,战胜楚、齐,称霸中原。仲雍的开放宽容态度和务实求真精神不仅感动了吴地人,受到了吴地人的爱戴,并激励吴地人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经济,壮大国家,从而使本来偏于一隅的吴国能够闻名中华,与中原强国齐、楚抗衡,成为称霸中原的大国。

魏武帝曹操《善哉行》,对太伯仲雍推行中原文化也进行了赞颂,其诗歌曰:“太伯仲雍,王德之仁。行施百世,断发文身。”(《三曹集·魏武帝集,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版,69页)

魏武帝意思,仲雍在断发文身之后,通过与中原文化的德、仁融合,形成了崭新的吴文化,并代代相传,行施百世。

汉魏之后,许多学人都认为仲雍继承太伯,推行周原文化,将周原文化融入土著文化之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吴地文化。

清代宛山老人在为顾禄《清嘉录》所写的序中说:“吾吴古称荆蛮,自泰伯、仲雍以来,变其旧俗,为声名文物之邦。陆士衡所云“土风清且嘉”者。迄于今,文采风流为天下冠。”(清顾禄《清嘉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序》)

在宛山老人看来,吴地之所以能“土风清且嘉”,能成为“文采风流为天下冠”的“声名文物之邦”,是泰伯、仲雍将吴地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结果。

所以,仲雍与哥哥泰伯的“三让”,既成全了父亲的心愿,让文王昌继位当上周君,开创了周王朝八百年天下;又将周原文化带到江南,从而改写了吴地历史,创出了全新的具有开放宽容、务实求真、能接纳人以及开拓进取、勇于创新、敢于实践等内涵丰富的吴文化,为吴地之后直至今天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仲雍在“三让”中的作用及贡献 图2

作者章明明,文史专家,常熟市仲雍文化研究会顾问,本文是2023年冬至纪念仲雍公讨论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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