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黎明前的诏安地下党人_名人世界父亲，黎明前的诏安地下党人

名人世界: 父亲，黎明前的诏安地下党人

时间：2021-08-09 09:30:05 作者：吴应强来源：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阅读：98 评论：0

内容摘要：父亲，黎明前的诏安地下党人如果不是清明节接到的那一通电话，我不会想到开启这个话题。来电话的是二哥，寒暄之后他试探性问，你现在有时间了，能不能抽空写一写父亲，老人家已经去世二十多年。我本能的哑然，一是父亲的经历很平常，印象中都很少出过漳州市，就是教育局的干部，人生寡淡；二是其实......

父亲，黎明前的诏安地下党人

如果不是清明节接到的那一通电话，我不会想到开启这个话题。来电话的是二哥，寒暄之后他试探性问，你现在有时间了，能不能抽空写一写父亲，老人家已经去世二十多年。我本能的哑然，一是父亲的经历很平常，印象中都很少出过漳州市，就是教育局的干部，人生寡淡；二是其实和父亲交流很少，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本来就短，他历来寡言，未曾听他说过自己过往的事，总是饭后茶余就趴在书桌前写文章，离休后很长时间依然在写地方志。听出我的推托之意，二哥说了句，今年是建党100年。
小的时候知道父亲曾经是诏安县早期的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前夕配合解放军解放了诏安县，但是这份经历从我们懂事起就一直是负资产，福建地下党总是被带着问号，每次政治运动反而成为“痛点”，虽然改革开放以后，省委书记项南根据胡耀邦指示为福建中共地下党人平了反，他们的经历依旧很少被提及。父亲一辈人渐渐离世，这段历史也就淡了，可以说我们对父亲解放前的经历并不了解。
建党100周年之际，各地出了不少纪念回忆文章，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网站上一篇出自广东的文章里，笔者纪念自己的母亲，文章所述的母亲就是解放前夕诏安县地下组织的核心组长钟惠贞（郑莘华），她生前曾多次提到核心组的副组长吴杰，是我的父亲。

吴杰
这篇文章，把时光拉近了七、八十年，让我们看到了年轻的父辈们奔忙的身影，引发了了解他们的强烈愿望。所幸得到各位朋友亲人帮助，查阅到了各类老资料，有当年地下党成员的自述，回忆，来往信件，政审材料、文革中的“检查”、申诉、平反证明等等。尘封的档案，逐渐理出了父辈们，黎明前的中共诏安地下党人，筚路蓝缕的足迹。
最早的漳州地区党组织“中共闽南特委”，1927年1月，在漳州振成巷12号一座老宅成立，一度如燎原烈火。不久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闽南特委遭受严重破坏，书记何得顺牺牲，工作停顿。陶铸在1930年冬天受命到漳，隐身南山寺，重建“中共闽南特委”，并组织了闽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打开革命局面。位于闽粤交界处的诏安革命运动，原来并不属于闽南特委领导，而是由中共东江特委领导，1929年春季在广东受国民党血腥镇压的革命力量被迫转移到诏安西北山区，成立中共饶和浦诏县委，直接领导广东饶平、大埔、福建平和、诏安四县革命斗争。红军长征以后，国民党大肆围剿留守的闽粤边红军和游击队，红三团突围来到诏安乌山，此时，广东浮凤苏区也陷落，中共潮澄饶县委机关、特务大队、红三支队被迫转入乌山，乌山成为闽粤边革命力量的汇聚地，闽粤边特委决定成立云和诏县委（云霄、平和、诏安），重归闽南特委，扎根乌山，建立革命根据地。
1937年“77事变”后，国共合作，红军开始改编，但是国民党对老区红军队伍非常忌恨，制造各种事端诱骗消灭共产党人。这年先后制造了红三团近千人被缴械的“漳浦事件”和杀害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张敏及云和诏县委13位领导人的“诏安月港事件”。但是在白色恐怖中成长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从漳浦事件中突围出来的卢胜等百名红军骨干，冲向乌山，和留守这里的红军伤兵处伤员会合，重新开展武装斗争。为了恢复云和诏县委工作，这年冬天，闽粤边特委任命卢叨为云和诏县委书记，回乌山归拢队伍，隐蔽斗争，积蓄力量。
1938年，迫于全国抗战呼声高涨，国民党同意合作抗战，留守在闽粤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出发北上。诏安进步青年陈文平、谢世杰、林楠、许沙洛前往闽西新四军二支队留守处参军，由于部队已经出发，他们就留下来参加训练，结束后被派往诏安县城，以小学教师等身份从事地下工作，组织上委派陈文平建立了两个秘密联络点，筹建组织。1938年秋天，中共云和诏县委派刘长富到诏安县城，接受林楠（林士模）、许沙洛、沈秋生、林士彬（林楠的哥哥）4人入党，并成立中共诏城支部，林楠为书记，沈秋生、许沙洛为支委，分任组织、宣传。支部成立以后积极工作，宣传发动抗日群众，秘密壮大组织力量。外围组织“抗战青年社”发展到近40人；出版《抗战青年》月刊，宣传我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鼓舞群众；成立“孩子剧队”，演出《古庙钟声》、《雪里红》的抗战话剧，组织上街宣传游行，散发传单……到1939年冬，诏城地下党扩充为两个支部，一个是社会支部，林楠任书记，一个是学校支部，吴复初任书记，先后发展一批青年和学生入党，合计已经有党员32人。
我的父亲吴杰就在这个时候，17岁，加入共产党，属诏城学校支部。他在1951年写的自述里清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1939年12月19日，在诏安县城郊外，举行入党秘密仪式，入党介绍人是沈文陆和谢荣光。沈文陆和谢荣光后来也先后任学校支部的书记。
父亲1922年出身在诏安县城内的一个贫民家庭，他父亲在他五岁，弟弟两岁时，把家里仅有的祖屋典当，凑了路费随人下海过南洋谋生，从此不再回来。家里仅靠他祖父母和母亲的手工辛苦劳动勉强度日，由于没有固定居所，每隔几年就要搬家，流离于广东福建两地交界处。好在祖母是个好强和有主见的人，力主借债也要让孙子读书，父亲八岁上私塾，十岁转入丹诏小学上二年级，读书之余叫卖花生、油条助学。小学毕业之后，无力再上，助家生计，后来他母亲变卖仅有的一副银镯子交学费，次年考入诏安简易师范学校。在简师上学期间，父亲有机会接触到各类图书，他的阅读爱好从侠义演义小说逐渐过度到新文学作品。当时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少年飘泊者》，主人翁的遭遇和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经过，深刻影响了他的世界观。后来同学谢荣光借给他一些印刷品和《子夜》等书籍，多次和他畅谈社会弊病和共产党建立理想社会的前景，一直深受贫苦和歧视，对旧社会不平等非常不满的父亲，很快接受了党的主张，虽然他知道参加共产党有危险，诏安不少共产党人不是被杀就是逃亡，他还是带着一些侠义意气毅然答应加入。

吴杰工作照
入党以后，在支部领导下，父亲在学校活动非常活跃，学校支部不断壮大，又细分两个党小组，涂洛生任中学组组长，父亲任简师组组长。他组织了一个“文艺研究会”，作为学校党的外围组织，出版《文艺旬刊》，在学校一时有很大影响。父亲发挥他的写作特长，在各类报纸杂志发表文章和诗歌散文，其中通讯《两年来的诏安一中》，因为揭露校长的伪善面，在《福建新闻》刊登后一时轰动。父亲也从《福建新闻》的通讯员到特约记者，最后担任特约撰稿人，发表不少揭黑文章。他的诗歌在诏安青年学生中也有较大影响。
抗战期间，国民党一直没有停止对白区共产党人的迫害，“皖南事变”前，诏安共产党人就陆陆续续被捕杀害。负责农运的谢世杰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由新四军军部回家探母的涂屏南被诱捕杀害，沈文陆，王质文身份暴露被迫出走，沈万五被捕后脱逃，组织上连夜送往乌山。一时形势急转直下，社会支部的成员已经受到敌人注意，基本不能轻易出动。上级党组织根据形势恶化的情况，并遵照党中央对白区工作“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指示诏城支部的支委以升学，谋职为名，立即撤离诏安，到外地“埋伏”。闽南特委书记朱曼平抽调原来在潮汕搞学运的李文忠同志到诏安，具体指导两个支部的工作，李文忠的一个居所就是我父亲家。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更加疯狂掀起反共高潮，省保安团和云和诏各县保安队联合突然对乌山发起进攻，烧杀抢掠，对根据地造成严重破坏，云和诏县委被迫转移，县委书记阿严被内奸杀害。迫于形势的逆转，1941年秋，李文忠连续两次分别对诏城两个支部的同志传达了闽西南特委关于执行党中央“隐蔽，埋伏”的十六字方针，要求坚持县以上的组织和武装，暂停在基层发展党员，采取秘密方式单线联系，保持革命气节，坚持学习，广交朋友，并对如何打入敌人内部进行了个别部署。遵照党的指示，除了已经暴露的同志立即离开诏安以外，其余多数以教书，自由职业等身份潜伏下来，支部停止活动，保住了诏安的革命力量。李文忠由于乌山形势恶化，转回广东潮澄饶县委工作。
在潜伏的这几年，诏城地下党先是被划归中共潮梅特委领导，组织派人与诏城支部主要负责人林士彬，谢荣光等个别联系，了解情况，1943年中共潮梅特委决定诏城支部仍然归乌山的闽南特委管，不搞跨省领导。过后，闽南特委派联络员吴瑞莲到诏安与支部单线接头，了解情况，当她返回乌山时，不幸在云霄县被捕，随即被送往三元集中营关押，导致诏城支部与闽南特委失去联系。中共潮梅特委也曾派出原熟悉诏安的潮澄饶县委周礼平同志试图联系，但亦牺牲在战斗中，至此诏城支部与党组织中断了联系。
父亲在这段时间里，从简师毕业，先后在漳浦、诏安的小学任教员，曾经短期在广东南澳云沃中心小学当校长，在诏安中学当教员，养家糊口。学校支部不再活动，只是他们中的成员多数当教师，虽任教各地，依旧会私下往来。父亲想方设法从上海、香港、新加坡订阅了进步书报和党的地下刊物，如上海的《文萃》、《民主》、《读书与出版》，香港的《华商报》、《正报》、《群众》，新加坡的《南洋日报》、《风下》等，已经落脚在新加坡的祖父，也会寄一些进步杂志给他。大家一起学习，议论局势，他的主要朋友还是谢荣光，许沙洛，涂洛生。
父亲依旧写作，年轻时的他梦想是成为作家，所以笔耕不缀，经常给报刊杂志投稿，写的最多的是诗。虽然转弯抹角，隐晦象征，但是依旧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因为在一首诗歌中引用了雪莱名句“冬天既然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在诏安《青年正报》发表后造成较大影响，国民党县三青团干事长徐际明将父亲列入危险分子黑名单，还有经常往来的谢荣光，许沙洛，涂洛生。传讯威胁许沙洛，同时开始在学校调查父亲。父亲通过他的老师，诏安著名教育家林仲姚先生（林楠、林士彬的父亲）的帮助，离开县城，改到远郊的西潭小学任教，避开风头。
国共矛盾的尖锐冲突使得白区形势更加紧张，诏城支部虽然偃旗息鼓，林士彬，吴复初仍先后被捕，但他们坚称无辜，并有正当教师职业掩护，关押一段以后陆续被释放。林楠，沈秋生，涂洛生，许沙洛随后均逃离诏安，由中共广东韩江纵队安排前往越南，在西贡南侨中学当教员，直到1948年，历经坎坷，途径香港重新回到粤东闽南游击区，投入争取解放的武装斗争。
虽然支部不再活动了，但是闽南特委一直关注这些潜伏的地下党人，曾经在诏安工作过的陈文平1946年调任闽南特委书记后，即任李亚伟为云和诏县委书记，沈万五为副书记，沈万五遂派联络员沈瑶珍逐步建立沟通乌山和诏安之间的秘密交通线，发展沈瑞明，陈雪华为交通员，在县城和乌山之间建立两个地下交通站。沈瑶珍进一步找到了县城的林士彬，通过林士彬，钟惠贞为乌山游击队购买药品和了解敌情，同时也将诏安地下党未遭彻底破坏的情况报告闽南特委。陈文平指示云和诏县委先在诏安县城建立一个地下工作组，配合乌山工作，等时机成熟再恢复诏城党支部。1949年春，闽南特委和云和诏县委先后派沈静，沈铁生两位同志由乌山潜入县城，传达组织指示，由隐蔽下来的地下党员钟惠贞、林士彬、谢荣光、吴杰、涂金添组成核心组领导县城地下工作组工作，钟惠贞任核心组长，谢荣光、吴杰任副组长并分别兼管组织、宣传，林士彬负责总务，由进步青年沈柏深协助，涂金添负责情报。核心组通过陈文平的亲戚交通员沈瑞明阿姆接受乌山云和诏县委直接领导，钟惠贞是原诏城支部书记林楠的妻子，早年就在潮汕参加地下党工作，结婚后到诏安，在林楠还在外地躲避敌人追捕时，勇敢地挑起了诏城核心组长这副重担。
诏安是大陆沿海最后一个解放的县城，从正面战场溃败的国民党兵和反动地方武装陆陆续续聚散这里，当地国民党极端反动势力加大对进步人士的迫害，但是地下党人把这些看成是黎明前的黑暗，抓紧时机开展工作迎接解放。
核心组分头发动进步青年，组织起来参加革命队伍，先后分4批，经交通线送24名青年进乌山参军，其中一批就是在父亲家集结后出发，我的叔叔吴琳也就在这个时候经父亲动员走进乌山，一年后身背驳壳枪的他成为解放后的云霄县区长。核心组根据乌山需要，多渠道获取敌人情报，主要涉及敌地方武装人枪、驻地和动态，配合乌山游击队，及时截获伪县长抢运至海边的大量粮食和物质；开展宣传活动，粘贴标语，散发《人民解放军宣言》等传单，向地方官员发出警告信；发动电讯工人组织起来和邮政局敌对分子斗争，保护设备器材。

吴杰与爱人合影
父亲负责宣传，经常组织小分队夜间上大街贴标语，散传单，诏城民众纷传“乌山游击队又进城了”！同时他利用亲戚关系认识一些士绅，多方打听有用情报，钟惠贞汇总后，由父亲和涂金添分别送往乌山。这期间，父亲每隔两月就进乌山一趟，向中共诏安县委汇报工作，再将县委指示传达给诏城工作组。当时，父亲还力图策反当地豪绅、县参议员沈百男，暴露了身份，核心组经过讨论，认为沈百男具有两面性，有危险，临近解放敌人更疯狂，决定父亲立即撤离，父亲遂于十一月摆脱了敌特跟踪进了乌山。进山后向县委书记武克和副书记李亚伟汇报，武克指示父亲留在县委办公室，负责与县城核心组的联系，协助筹建新政权的工作。
11月开始，解放军31军91师237团，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第八支队，乌山云和诏游击队，闽粤赣边纵队13团，分别从北，西和广东北边挺进诏安，沿途消灭国民党闽南纵队、许良波独立团、沈思泰特务团，以及国军沈居正、王汉忠部，至12月11日下午，闽粤赣边纵队司令刘永生率部与其他两个方向的解放军在诏安良峰山麓胜利会师，12月12日午夜，诏安解放，父亲随部队第一批进城。
第二天清晨，父亲根据武克指示，通知地下党核心组钟惠贞、林士彬到县政府见面，县委书记武克，副书记李亚伟非常感谢县城核心组的出色工作，钟惠贞则向组织递交了地下工作组成员以及进步青年的名单。最后一次的地下工作组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李亚伟主持召开，他高度评价了工作组的历史功绩，也提出了新时期建设政权，发动群众，恢复生产，稳定秩序的新任务，同时宣布地下工作组使命结束。
诏安解放后，原地下党员陆续调回参加政权建设，涂洛生出任平和县区长兼武装队长，5个月后，因内奸叛变，被残余匪特偷袭牺牲，解放军奋起剿匪，彻底消灭了残敌，枪毙内奸，为涂洛生报仇。沈万五担任县委副书记，亦在土改中遇残敌突袭牺牲。林楠由广东东江纵队回到诏安，担任县文教科长，一年后调平和县，父亲经干部培训后接手文教科工作，谢荣光任文教馆馆长，其他同志也都分配了工作，从事教育本行的居多。
诏安地下党的一页随着解放翻过去了，但是由于当年支部奉命解散以及和上级党组织中断联系，很多同志的党籍未及时恢复，在历次政审，运动，整风中都被重提再审。已分别任福建省省长、龙溪地委书记的原闽粤边特委领导魏金水、陈文平多次表示，当年和组织脱离联系，隐蔽潜伏是组织决定，组织没有及时重新恢复，由上级承担责任，和党员个人没有关系。可惜他们的意见没有得到重视，严重的极左思潮更加剧了对原地下党人的不公正对待。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开始“拨乱反正”，许多原福建地下党员联名上书要求解决历史问题。胡耀邦批复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调查解决，项南同志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对福建老区人民的深厚感情，专门成立“福建省落实地下党问题办公室”，组织力量作了大量艰苦的调查取证工作。经党中央批准，1983年福建省委下达109号文件《关于处理福建地下党组织、游击队和党员党籍遗留问题的若干问题的规定》，恢复了许多地下党员的党籍，这是对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工作的最大肯定。
遗憾的是，很多人未能等到这个消息就牺牲和过世了，1939年诏城两个党支部三十多人中，只有社会支部的许沙洛，学校支部的谢荣光、吴杰、涂金添、谢腾山等到了这一天，恢复了当年的党籍。钟惠贞因属广东潮汕的地下党系统，单线联系的上线迟迟未能找到，错过了恢复早年地下党员身份的机会，令人唏嘘。
父亲1999年去世，他的战友兼诗友许沙洛，已经是蜚声海内外的大书法家、国画家，从诏安寄来一首手写的悼词，

“君客芗城我滞乡，别多会少思念长。

云雷烽火同舟过，风流一代慨而慷。

情谊如新六十年，几番折腾不断缘。

残阳似血心相印，破笔联裁忆旧篇。

神州一片剑与火，青春奉献终忘我。

血泪浓缩新史诗，回头方知路坎坷。

……”

这年，距离他们在1939年诏城支部成为战友正好60年。许沙洛先生于2011年冬去世。
每一个人对历史来说都是过眼烟云，1938年冬天成立的诏城支部，早已渐渐淡出大众视野，不管他的成员最后命运如何，今天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让我们再一次回顾他们的名字，也是对他们的深深敬意。
中共诏城社会支部：林楠、沈秋生、许沙洛、林士彬、谢家群、沈万五、郑重民、沈士超、沈廷坤、林士伟、沈炳文、郭郁周、许守信、沈慕秋、沈家祥、沈贞进、徐英武。
中共诏城学校支部：吴复初、沈文陆、林祥、谢荣光、涂洛生、吴杰、涂金添、谢腾山、沈安世、林宝山、黄达聪、黄汗思、林庭槐。
2021年6月于北京

作者简介

吴应强，诏安人，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基地司令员，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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