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籍爱国华侨对抗战的重大贡献

泉籍爱国华侨对抗战的重大贡献

一、党对华侨工作的加强

祖国的神圣抗战，震动了千百万华侨的心弦。

抗日战争前夕，中国侨居世界各地的华侨有1000多万人，其中800多万人分布在东南亚。当时泉州籍的华侨有135万人，占同期福建华侨总数的60%，主要分布在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安南（越南）、缅甸、退逻（泰国）等国家和地区。

    泉籍华侨同广大侨胞一样，饱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压迫的痛苦，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感和爱国心，迫切希望祖国强盛。抗战爆发后，广大华侨遥望故土，密切注视祖国事态发展，对于日本侵略者屠杀同胞，无不义愤填膺。他们关心祖国的存亡，思念自己的亲人，因而无论是巨贾富商，各界名流，还是工人、学生以至妇播老翁，都以各种形式积极支援祖国的神圣抗战。

    中国共产党高举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旗帜，倡导建立和发展包括海外华侨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力开展对海外华侨的宣传联络等工作，对激励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促进海外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起了巨大的作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都亲自做华侨工作。中共各级组织、边区政府及八路军、新四军等都十分重视华侨工作。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要求: “加强华侨工作，设法向印度、缅甸、荷印、安南、暹逻、菲律宾的民族独立运动取得联系，尽量给予帮助，使它们的斗争与我们的斗争配合起来。” 《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也指出“加强南洋各地华侨同胞的内部团结，反对一部分人挑拨离间行为，同时全体华侨应与各友邦政府及本地区民族协同一致，反对日本法西斯进攻。”1938年春，福建永春籍的马来亚华侨参加“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和“马来亚华侨抗敌后援代表团"，回国到延安参观学习。3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亲切会见他们，毛泽东还为代表团题词：“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共产党是关心海外侨胞的，愿意与全体侨胞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给了海外赤子以极大的鼓舞。

    当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消息传到海外之后，各地华侨报纸，海外各救亡团体都纷纷发表社论、拍发函电热烈祝贺。“菲律宾华侨劳工抵货会”给国共两党发来贺电，热烈欢呼国共再次合作，并“恳请两党同志，贯彻亲密合作，共同御侮，共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表示“誓与全体同胞手携手、肩并肩追随两党同志共同奋斗。”^（当投降派汪精卫等打着“反共救国”的旗号，企图分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顽固派造谣①《新华日报》，1938年5月20日。

攻击共产党的时候，华侨舆论则明辨是非，据实批驳，努力维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局面。1939年底至1940年3月间，国民党掀起

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使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严重的危机。广大华侨为此而无限担忧。各地侨团和侨领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和谈话，呼吁团结抗战，谴责挑起内战和分裂。

    1940年3月26日，陈嘉庚和庄西言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随行的有潘国渠、陈忠戆、李铁民、梁披云、林珠光、林杉卿、叶栗琪、李尚国等著名泉籍侨领。李铁民与侯西反陪同陈嘉庚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率领慰劳团部分侨领赴西北和延安考察。在延安，陈嘉庚和李铁民等侨领就国内团结抗日问题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交换意见。经过交谈，他们认为，中共领袖们对消灭磨擦，巩固国共长期合作是极具诚意的，返回重庆之后，陈嘉庚应国民外交协会之邀，作了题为《西北观感》的报告，介绍了边区欣欣向荣的新景象，高度赞扬了共产党上下刻苦努力，同心同德求进步的精神，用事实驳斥了顽固派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诽谤。9月24日，陈嘉庚、侯西反、李铁民、庄明理一行由浙赴考察。10月17日，自惠安抵达泉州，先后到晋江、南安、永春、安溪考察，在泉州、永春、安溪等地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广大华侨惊闻新四军数干抗日健儿被害而极为悲愤，他们和国内人民一道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东南亚地区31个闽侨为主的社团，火速召开联席会议，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一致决议:"向中枢当局作紧急呼吁，恳请立即释放全国爱国政治犯，明令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火速撤销一切防共部署，承认一切抗日党派之合法地位，援助敌后方之抗日民主政府，恢复抗日有功之武装。”

在律宾有9个侨团联名发表了《告海外青年书》，指出皖南事查的实质是顽固派配合日本汉奸汪精卫的“反共内战”是“ 成民族分裂”的“最毒辣最罪恶的阴谋”，号召华侨青年“以最英勇的精神，最坚决的步伐，共同反对民族分裂，反对反共内战，克服这一空前严重的危机，争取时局的好转。”

    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非常重视海外华侨工作，多次指示中共在香港工作的廖承志积极做好海外华侨的抗日宣传口募捐工作。共产党员、晋江旅菲侨领许立就是依靠廖承志的支持和帮助，在菲律宾先后组织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菲律宾分会”“菲律宾华侨文化界抗日救国会”“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菲律宾华侨文化界店员救亡协会”，通过这些华侨群众团体，号召全体侨胞团结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踊跃支援祖国抗战。许立还在菲律宾创办《建国报》，及时宣传报道中共中央文告，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业绩和解放区的成就，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罪行。同时还创办“建国出版社”，开设“全民书店"，出版发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林强主编: 《中共福建地方史》下册，第1125～1126页。

民主主义论》和朱德的《论抗日游击战争》等重要著作，在海外影

响很大。^（共产党员洪雪立（南安人）， 1938年10月奉命去香港组织“厦青团后援会”，他发动港澳和海外华侨声援“厦青团”活动，迫使国民党福建当局不得不把团员解散到各地。他还接受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派遣前往菲律宾创办、出版《建国报》，并任海外宣传组成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转入菲共中央机关工作，在菲共中央领导下，先后担任吕宋中央局经济委员会顾问、华侨委员会常委兼组织部长、书记等职，还参与创办了《华侨导报》和《华商公报》。

  1939年3月中旬，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一面以岭东各地青年抗战同志会名义派2名与华侨有关系的同志去南洋进行宣传、募捐等工作，一面在香港与泉州等地旅菲华侨建立联系。中共福建省委所属的晋江等地方组织，从1938年10月开始也分别通过当地侨属的关系，与南洋华侨建立了联系。

  党通过实行国内外团结抗战救国的正确路线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海外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更加发扬光大，为祖国的抗战大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华侨抗日救亡团体的广泛建立及其活动

  华侨抗日救亡运动从九一八事变就开始了。七七事变后，海外华侨抗日救亡运动又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席卷了海外华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人数之众、时间之长、力量之强、影响之巨，都是空前的。分布在东南亚各地的泉籍华侨，都广泛建立华侨抗日救亡团体，许多泉籍侨领都是救亡团体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他们的行动口号是:“组织华侨千百万，复兴民族一条心”。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菲律宾马尼拉中华商会和各行业公会立即联合致电国内各派政治力量，要求“同心协力，共克危难”。各地华侨纷纷成立救国会。11月26日，全菲163华侨团体（包括91个救国会）的代表共3000人，在马尼拉举行全菲华侨救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通电中国国民政府要求立即以武力收复失地；并达成加强宣传日军侵华真相、抵制日货、筹募捐款、航空救国等一系列决议。会后成立菲律宾华侨救国联合会，推举曾廷泉（南安人）为主席，并出版宣传刊物《旗帜》。在新加坡、马来亚和印尼的华侨社团，也都集会通电国民政府，要求奋起抗日。在越南西贡、堤岸，华侨组织了以颜子俊（永春人）为首的越南经济联合后援会。

1932年1月28日，第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抗击日本侵略军，得到华侨的全力支持，菲律宾除原有救国联合会外，又成立以李清泉为主席、许友超为副主席（均晋江人）的菲律宾华侨后援会和中国航空建设协会马尼拉分会.

至1933年1月，菲律宾各地华侨已组织航空建设分会3处。同时，新加坡成立了以李俊承（永春人）为主席的救济上海伤兵难民筹赈委员会。马来亚和印尼各埠也成立了救济上海伤兵难民筹赈委员会、华侨筹赈中国难民委员会、航空建设分会等组织。颜子俊等也发起组织越南南折抗日救国赈济会、越南抗日救国航空委员会、越南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

由宋庆龄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成立后，经高剑峰、郑显玉（均南安人）、许立（许敬诚）、沈尔七、郑炎火（均晋江人）等人的筹备，于1936年初任马尼拉成立分会，各界华侨参加者达数百人。抗战全面爆发后，旅菲各华侨社团于7月16日联合组成"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由李清泉任主席，提出“策励侨众开展爱国运动，以人力物力援助政府抗敌御侮”的宗旨，并在各省、市设立分会。1938年菲律宾华侨劳动群众还组织了菲华最大团体之一的“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京籍华侨施唤醒、沈福水、高剑峰、沈尔七曾先后出任该会秘书长，出任该会各部部长的泉籍华侨有王今生等近10人。在“劳联会”所属各劳工团体中， “菲律宾华侨店员救亡协会”规模最大，有15个分会，许敬诚、蔡振声、张国时（均晋江人）、尤鸿源（鲤城人）都是该会主要领导。此外，各界还成立菲律宾华侨各青年文化团体联合会、全菲华侨学生联合会、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菲律宾分会等。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全菲先后成立的143个华侨抗日救国团体，绝大多数均由泉籍华侨出任主要领导人。

在新加坡各地，成立“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推选陈嘉庚为主席。继而马来亚也有10多个地方成立筹赈会。

不少泉籍华侨在新、马各筹赈会中担任重要职务。李俊承曾任新加坡筹赈会第一副主席、代主席，侯西反（南安人）任新加坡筹赈会总务、新加坡抗日除奸团团长，先后与黄奕欢（南安人）、李铁民（永春人）出面筹组新加坡30多个筹赈分会。在马来亚任各地筹赈会正副主席的泉籍华侨有刘玉水、庄明理、黄庆昌、施东荣等。

1938年夏，印尼侨领庄西言和菲律宾侨领李清泉，联名写信给陈嘉庚，建议成立南洋华侨救亡斗争的最高组织，统一领导南洋各地救亡斗争，以克服各自为政、步调不一的缺陷，更好地团结东南亚各地的爱国华侨，建立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陈嘉庚十分赞同这一主张，并积极筹备各项工作。同年10月，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召开了成立大会，到会的有来自东南亚各地45个华侨团体共164名代表。大会选举陈嘉庚为"南侨总会”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被选为"南侨总会”常务委员的泉籍华侨有侯西反、李光前、刘玉水、许生理、王泉笙、陈三多、陈国础，被选为执行委员的有潘国渠、李俊承、黄奕欢、周献瑞、李铁民、叶泉、苏献怀、黄庆昌、黄超龙、黄周规、颜子俊等。大会决定在新加坡设立总办事处，负责日常公务，指导各地筹赈救亡工作。

“南侨总会”的任务是：号召侨胞“各尽所能，各竭所力，增筹款项，推销公债，以救济中国抗战中之难民”，其宗旨是以人力、物力和血汗“一洗百年之奇耻，一报九世之深仇”。大会之后，各代表回到原侨居地，先后建立68个筹赈分会，在总会领导下，组织群众，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这些救亡团体，担负着筹赈、宣传和抵制日货及组织华侨青年回国参军参战等项重要任务。虽然工作艰苦，斗争复杂，但他们“系统整然，绝无互相磨擦或互相推诿之

弊”。这些团体的领导机构及工作人员，均由民主选举产生，都“不受报酬，不辞劳疾”而轮流工作。这些团体，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团结了数百万侨胞，在海外组织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抗日救亡大军，成为推动祖国长期抗战的一支强大力量

三、华侨捐款赠物支援祖国抗战

在各地救亡团体组织下，海外华侨“对祖国战区难民之筹赈工作，风起云涌，海啸山呼，热烈情形，得未曾有”。广大华侨奋起响应，南洋华侨每月认捐700万元越南侨领颜子俊曾为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而发动华侨捐款100万元，并发动越南华侨募捐飞机10架，献给祖国抗日部队，还发动越南华侨捐献，筹集了数百万元以及40箱衣服、药品，分别寄给第十九路军和上海救济总会。菲律宾侨领李清泉，发动旅菲华侨筹募国币20万元支持马占山和东北义勇军抗日，筹集80万美元支持第十九路军，并在航空募捐中带头捐战斗侦察机一架。印尼华侨黄奕住时适寓菲律宾，也慨捐5万元国币用以购机。新加坡华侨李俊承捐资首倡抗日赈难捐款，新、马华侨在8个月内就捐献100万银元，一半汇回上海赈济难民，另一半汇给东北抗日义勇军。印尼华侨开展各种形式的募捐运动，洪渊源在《新报》社发动募捐，共募得20.3万盾寄给中国红十字会。

七七事变后，李清泉又带头认购救国公债40万元。1940年10月27日，李病逝于加利福尼亚医院。弥留之际，仍在思念祖国要难几量，嘱其家属将遗产中一部分美金（10万元）捐作祖国救助难童之用。其拳拳之心，天地可鉴！菲律宾的救亡团体和李清泉生前好友，继承侨领李清泉遗志，捐款10万元送交中国政府，作为“救济中国难童的经费”，菲律宾庄万益家族，在献机救国热潮中独捐飞机一架。各行会、商会及各界也纷纷献机。抗战头3年，菲律宾华侨献机捐款达490万比索，可购飞机50架。抗战第一年，全非华侨各种捐献就折合国币1207万多元。据陈嘉庚估计，1939年至1941年，南洋华侨每人的月平均捐款额，菲律宾华侨为6元（国币），居首位。

另外，还有大量外汇，也是支援祖国的一个重要方面。泉州地区侨汇1938年为5300万元法币， 1939年为1.2亿元， 1940年为2.8亿元， 1941年为3.65亿元。侨汇主要来自菲律宾和新、马。

在新加坡、马来亚，不论男女老幼，均踊跃捐款。1937年至1938年10月，新、马华侨义捐国币达2040万多元，认购公债达1308万元。

在印尼，各地华侨节食救国，踊跃捐款，侨校师生上街募捐、义卖，并举行义演。《新报》社在洪渊源主持下于1937年8月建立“中国救济基金"， 4年内共募得171万多盾捐献祖国。雅加达华侨从1938年11月至1940年12月，认捐3153万多元。印尼华侨还捐献大批物资。如华南、西南地区疟疾流行，雅加达华侨就捐奎宁丸1亿粒以上，还捐献6万件寒衣，价值18万元。

   在缅甸，泉籍华侨还将温陵、安溪、惠安等会馆和南安公会的会所变卖以购公债。缅甸华侨于1940年捐献汽车100多辆。此外，还捐赠大批衣服、麻袋、药品等物资。

    华侨捐赠款物除大部汇交国民政府外，也有部分直接送给八路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如李清泉的夫人颜勅，发动组织成立“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战将士会菲律宾分会"，被选为主席。1938年3月6日，颜勅代表该分会，汇款10000元购买雨具赠送八路军战士。10日致信八路军总指挥朱德表示赞扬和慰问。4月2日，朱德、彭德怀复函说: “承汇中行国币一万元，托为购买雨具，慰劳敝军，厚意热情，无任感奋。当此敌焰方张，民族危急之际，我海外侨胞，本毁家纾难之忱，拥护国军，爱及敝路，全体将士，皆将为之感动”，定要“再接再励，誓报国仇”， “与东方强盗奋战到底，务求不负侨胞之期望，尽军人之天职”^（菲律宾华侨还组织“陕北公学捐募基金会”，两期募汇捐款16300余元。

    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底，海外华侨捐款总数共达国币26亿元，月均6000万元。^（八一三上海事变后，国民政府发行5亿元救国公债，海外华侨认购一半，最后全部无偿地献给祖国。

①《新华日报》， 1938年4月13日。

②《解放日报》， 1941年12月1日。

四、华侨回国参战的光辉史迹

    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和祖国人民高举抗日大旗，奋起抗敌的英勇行动，激发了广大爱国华侨同仇敌忾、抗日救国的民族情感。许多泉籍华侨青年，放弃自己的学业，辞去自己的职业，告别温暖舒适的家庭，在华侨救亡团体的组织和资助下，回到祖国，奔赴战火纷飞的战场，参加神圣的抗战。有的战斗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同日本侵略军进行殊死的搏斗，许多人

献出了鲜血和生命。也有不少华侨青年冲破重重封锁，投奔延安，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和反法西斯战士。当时涌现出来的一批华侨英烈，堪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1937年9月，许立、沈尔七（均晋江人）等领导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菲律宾分会，在马尼拉发起组织“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从报名青年中挑选28人（其中泉籍华侨21人）组成义勇队，领队沈尔七，队长戴血民（戴旭民，南安人），副队长余志坚，政治宣传员郑映月（郑显玉，惠安人）。义勇队于1938年1月22日抵厦门，经漳州到达龙岩白土村，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易名为"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沈尔七任团长，戴血民任副团长。

1939年春，沈尔七、许振文（晋江人）返菲律宾，在劳联会支持下，组织“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回国慰劳团”。全团24人，其中泉籍华侨20人，团长王西雄、指导员沈尔七、财务张匡时、宣慰曾平心、保管王汉杰、文书郭健和团员蔡友杰、张伯钧为晋江人，团员庄永民、郑聘昌、杨民生是惠安人，团员傅友志为南安人。慰劳团经越南长途跋涉到达安徽云岭新四军军部，慰劳前线部队。任务完成后，团员大多数参加新四军，被分配到第二、三支队，直接奔赴抗日前线，参加过许多战斗，较为著名的有繁昌保卫战。归侨战士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深受好评。沈尔七被第二支队授予“模范军人”称号。后来他奉命第二次出国，为新四军募回大量捐款和医药、军械物资。1941年，当他率第三批华侨回国时，因皖南事变发生而转战广东，参加东江纵队，在战斗中光荣捐躯，年仅28岁。

    怡朗华侨救亡协会从1938年1月至1939年5月，先后组织4批会员和华侨青年计20多人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第一、二、三批有晋江人蔡振声、吴性白、许飞鹏、高明轩、郭华忠、桂朝枝、王清华，惠安人黄灿煌、黄景照、孙易彬，南安人张幼庭、戴永美、戴碧轩、蔡甘泉、黄子英，鲤城人李烈，石狮人白刃等。除张幼庭于1938年7月乘船前往郸春县采访抗战新闻时，因船被日机炸毁牺牲外，全部抵达延安参加学习和抗日工作。恰朗华侨救亡协会组织的第四批7名华侨中有晋江人高天雄、蔡友杰和蒋仁坚，他们随“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慰劳团”回国，参加新四军。

    这些从菲律宾回国的华侨中，蔡友杰、张伯钧、蒋仁坚、庄永民、郑聘昌、杨民生、傅有志等，分别在皖南事变及其后的上饶集中营、赤石暴动中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王汉杰、王西雄、郑显玉、蔡振声、郭健等返菲组织支援祖国抗战，后参加菲律宾抗日游击战争。

    此外，从菲律宾回国投奔延安参加抗战的还有南安人庄焰、张青，晋江人施纯亮、张道时、吴志光、杨约、林育、董华成、高挺炬、庄新运、洪涛，鲤城人王唯真、吴一舟、杨志民等。

    从马来亚回国参加抗战的有梁灵光（永春人），梁原任雪兰莪反帝大同盟主席，抗战初期回国，到苏北参加战斗，历任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南通县县长兼保安旅长、警卫团长、苏中第四分区专员兼军分区司令员。

    新加坡华侨总工会及工商界抗敌后援会负责人陈青山（惠安人）， 1941年初与曾大梁（永春人）、刘青云（惠安人）等因参加抗日活动被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到海南参加琼崖纵队。陈青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烽火中成为著名的华侨将军。印尼华侨肖枫（安溪人）回国就读暨南大学，参加抗日救亡团， 1938年与一些同学投奔延安，后转到苏北，历任苏北抗日根据地区民运部长、区长、县文教科长等职。

    1938年3月，永春县旅马华侨辜俊英参加“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和“马来亚抗敌后援会代表团” （任副团长），到延安访问，后留在国内参加抗日战争。同年，石狮旅菲华侨高明轩回国奔赴延安，历任陕北公学第四十队宣传干事、《通化日报》社社长等职。

    从东南亚回国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队伍和抗日工作的泉籍华侨还有：罗浪（德化人），陈明、陈沫、林士带、林刚中（永春人），沈光、林梦中（安溪人），骆德露（惠安人），蒋金钗、许金荣（酬城人），黎其矫（晋江人），王孙静、林云峡（南安人），等等。

    抗战期间，也有不少泉籍华侨，归侨参加国民政府的抗日部队。 1938年10月广东一役，有80名菲律宾华侨志愿兵参加战斗，其中78人献出生命。南安籍菲律宾华侨刘领赐，曾在厦门民用航空学校学习，抗战初期多次参加杭州、南京和长江沿线的保卫祖国领空的战斗，1938年8月3日在武汉空战时击落敌机一架，荣获金质蓝星奖章。南安籍菲律宾归侨刘灵韶， 1937年8月15日，在南京上空击落敌机一架，后在汉口、长沙、柳州上空参加战斗，成为当时的王牌飞行员。南安籍印尼华侨飞行员梁添成，抗战初期报考中央航空学校，参加一系列空战，1939年6月11日在重庆空战中光荣殉国。德化籍华侨肖德清，出生于马来亚， 1933年入航空学校学习，毕业后任国民党空军上尉飞行教官，抗战期间在前线作战， 1942年5月4日在云南省武定县上空与日机战斗中不幸牺牲。1938年，有16名东南亚华侨青年在菲接受飞行训练，于7月6日派到汉口参加空军，组成“流星联队"。新加坡华侨林文法（安溪人）、陈少墨（永春人）等在抗战初期回国报考黄埔军校，毕业后分配到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参战。

    1937年10月，中国驻菲领事在《华侨商报》上发表文告，号召华侨汽车机工回国参战。2天内报名200多人，后选出24人组成第一批“菲律宾华侨司机回国服务团”。全团基本上由泉籍华侨组成，领队颜福佑（晋江人）。据该批回国的晋江石圳华侨机工李明起回忆，同批回国的机工仅晋江华侨就有14人。服务团抵广州后，被编入西南运输处“广州汽车司机训练所”，或任教，或负责组装、接运汽车李调起至今仍保存有该批汽车机工在广州的合影。该批机工发陆续回国的一些菲律宾汽车机工，在广州沦陷后，组成“华侨汽车连”，奉调湖南，编入第九战区负责前线运输。

    1938年10月，广州被日军占领后，滇缅公路成为运输军需物资的重要干线。1939年2月，应西南运输处要求，南侨总会发布征募南侨机工回国服务的通告，庄明理任槟城汽车司机公会主席，负责马来亚北线南侨机工招募工作。从1939年2月起，半年内先后有15批、3200余名南洋各地华侨汽车司机和汽车机修工在新加坡和槟城集中，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回国从事战时运输工作。其中800多名福建籍南侨机工中有很多是泉籍华侨青年。南侨机工们怀着火热的报国热情，服务于西南运输处。在敌机空袭频繁的情况下餐风露宿，与饥饿、疾病、死亡顽强斗争，驾车奔驰在长达1100公里的滇缅公路及粤、桂、黔、滇、川、鄂各地，抢运军用物资，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在泉籍南侨机工中，有一些人先后被选调到军委会后勤部、辎重汽车团、国际红十字会当汽车司机，或被选调到印度进行潜艇驾驶和作战训练；有的还参加驻中国盟军总部组织的特种训练，然后被送往东南亚各地执行侦察和搜集情报任务。其中来自新加坡的安溪籍华侨白清泉，1939年率一批南侨技工回国服务，后在贵州龙里中央陆军辎重兵学校毕业，任过第一司机和技工军团指挥官，1946年重返新加坡；泰国南安籍华侨蔡汉良，曾被派往拉温侦察日军基地，出色完成任务，使盟军空军得以摧毁日军的军火仓库、炮兵阵地和停泊港口的军舰。1940年陈嘉庚率南侨慰问团到达昆明时，曾亲切地接见了蔡汉良。

庄明理于1940年2月被马来亚英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后，被南侨总会任命为驻滇缅公路代表、南侨总会驻渝代表。他为改善南侨机工工作环境、待遇，反复与国民政府交涉，尽心竭力关顾南侨机工。同期，缅甸华侨曾纪华（惠安人）也在重庆创立制药厂，协助解决抗战军需。

    有不少泉籍华侨还参与组织回国服务团、救护队到抗日前线参加战地服务、救护工作。洪渊源等组建的雅加达养生院派出医疗队，携救护车和药品回国到战地服务。越南华侨组织了以陈鹏（惠安人）为团长的越南华侨归国服务团，先后派出2期70多名有救护技能的团员到广西等地服务。缅甸华侨也组织有100余名成员的华侨义勇工程队和有39名队员的华侨救护队回国奔赴抗日前线。其中泉籍华侨也有数十人。

    人力和财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回国参战的几万名爱国华侨，是构成民族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为民族生存而英勇奋斗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和必胜信心。

    泉州爱国华侨为祖国抗战、实现民族解放事业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们在华侨史和中国近代史上写下的光辉篇章，将万世留芳。